2021年8月11日，第三届中国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进入第二天，当日共四场专家讲座。
当日第一场讲座，由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温春来教授作题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体会与反思”的演讲，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晓斌教授主持。温春来教授首先分享了个人的求学经历，总结自身以问题为导向，逐步走向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历程。温春来教授本科期间阅读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引发了他关于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问题的思考。硕士研究生阶段，温春来教授接触“国家化”这一概念，即历史上中国不同地区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大一统秩序。这引发了他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思考，进行探索后，他发现土司制度的整体研究无法深入回答国家化和传统中国大一统体制等问题。因此，温春来教授收缩研究范围，将研究聚焦于黔西北地区。温春来教授指出研究范围缩小后，研究境界却更为宏大了。他进而提炼出西南地区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秩序这一问题。他以宋朝为起点，研究黔西北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权如何历经元明清三代而至今成为整个中国的内地，以此分析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问题。此后，他进一步思考中国怎样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问题，分析民国时期彝族精英们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反应，揭示少数民族在新的国家转型中的身份、角色与功能。他认为，大的人群共同体都有着建构的性质，但建构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明清甚至以前，分布在今川滇黔的各大彝族君长国上层就已经在建构自身身份和一个大范围的人群范畴，这一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及其相关记忆，对民国时期西南非汉人群的“夷族”建构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彝族识别，与此前西南非汉人群的的共同体建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彝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的人群范畴这一西方观点，割断了与此前历史的延续性与关联性。
温春来教授
温春来教授讲座PPT
温春来教授在研究经历分享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进行研究需具备深刻的问题意识。他理清了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的区别，指出学术应在研究对象之外还具有研究问题。恰当的问题会提升研究的境界与意义。他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讲述了怎样通过仡佬族朝天祭祖活动关注全球化与地方文化多样性，以及如何通过矿政探究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以此说明怎样对研究对象提问题。他总结认为，问题应该是在学术史的脉络中提出来的，问题可以使研究脱离就事论事的对象，吸引历史学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与共鸣。温春来教授也回顾了他学习社会经济史的经历，这使他的民族史研究具有社会经济的视角。他以此强调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对民族史研究的意义。他还指出历史学研究应运用社会科学的思维，历史学者往往强调从材料出发，但同时也要学会从逻辑出发，否则容易使研究浮于表面，不能揭示史料所潜藏的深刻意义。他特别指出研究不应从概念出发，例如斯科特的Zomia只是一个概念，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是中国西南的经验事实，乃至提“文明不上山”等错误甚为明显的论断。实际上，古代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产生了众多的地方性政权，西南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而且西南许多海拔较低的地区恰恰相对平权，缺乏国家传统。所以，Zomia的价值在于，它指出了逃离国家这样一个具有分析性意义的视角，但千万不要认为西南就是Zomia（虽然西南也可能有人群在逃离国家），也不要认为海拔高度与国家存在之间有那么紧密的关系。最后，温春来教授作了西南民族史研究的设想，涉及西南国家传统、无君长传统、西南与东南亚的关系等方面。
当日第二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作题为“被‘弱化’的西南边疆：‘同质化’区域重塑的西方经验与反思”的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范俊副院长主持。首先，罗群教授对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并从一般的论述中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思考，指出西方学者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整体到区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过程。罗群教授一方面肯定了其取得的成就和具体方法理论等方面的长处，如西方学者多采取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并能够将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引入新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强调“边疆人”的“本土声音”，同时西方学者也往往更加重视外文史料、少数民族史料与民族志等“非汉文”资料的使用。但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二元边疆”研究范式，强调中国内部区域存在的差异性和对立性。而罗群教授认为西南边疆与北方“游牧一农耕”情况的不同，并以汉代哀牢内属永昌郡为例，指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流互动是主流而非对抗与交锋。罗群教授表示，西方学者将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视为一种“扩张”“征服”乃至“殖民”的过程，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而受“去中心化”“边缘化”、提倡相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边疆地区置于“超国家”区域中讨论，夸大边疆族群的“非中国性”，模糊了边疆的主权性，则是违背了中国历史多元整合发展的客观事实。
因此，在充分了解学术史脉络和现状的基础之上，罗群教授从三个方面检讨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认识逻辑，一是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元性相统一的基本事实；二是“超国家”区域的重塑同样缺乏地理依据，以“赞米亚”区域概念为代表，更多体现的是人为建构性；三是中国历史疆域发展与底定是内地与边疆在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实现的，而非什么“扩张史”和“征服史”。最后，罗群教授强调了不仅要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进行借鉴与反思，更是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回应与深入辨析。罗群教授认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身，并主张可以从前人论述中得到重要启发。从而又介绍了方国瑜教授、木芹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相关思考，表示应当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认识，并与时俱进，推动形成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系统、全面、成熟的自主话语体系。
罗群教授
罗群教授讲座PPT
当日第三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作题为“边疆何以护国：民国时期的‘西南政策’考论”的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段丽波教授主持。潘先林教授的演讲紧紧围绕“西南政策”这一主旨，按照时间就其概念、内涵、形成、特点、缺陷、作用、影响和意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潘教授在引言中通过对史料的检索，明确了“西南政策”的渊源和提出，并且潘教授立足于详实的史料基础，将“西南政策”形成的最初内涵大致分为对外和对内两部分，对外方面是蔡锷等留日学生预见中日必有一战，而希冀将西南建设成中国御侮的根本。对内方面则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倡导的边疆革命，试图依托西南，实现“以南统北”。就实践情况而言，一方面，潘教授认为，“西南政策”形成初期，对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之后的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又进一步张扬了“西南政策”的内涵与影响，扩张了地域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南北之争和西南与北洋对抗的局面，但潘教授强调国家主义始终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在复杂多变的近代历史中，《五省边防计画草案》的编纂、维护民国法统的军事行动、川滇黔一体格局的努力等等无不反映出“西南政策”中鲜明的国家主义立场。同时在回顾民国学人陈启修以政治学视角对“西南政策”的理解时，潘教授指出了其认识错误的地方，重新辨析了“西南政策”和相对的“北洋政策”的政治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潘教授通过列举相应的史料，揭示了由于受到地方主义和人亡政息的影响，“西南政策”后期逐步地走向没落，在实际中蜕变成为“稀烂政策”，但又将滇西抗战视作具有积极性的“西南政策”的尾声。最后，潘教授进行了客观的总结，评价“西南政策”因为其动态的变化过程，其内涵也因时间和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多维面向，表现为国家主义、现代边防建设、地方主义以及陈启修阐释的文化主义等四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始终围绕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及构建以西南为战略前沿的现代国防体系两个维度展开，而“西南政策”也在推动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换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作为云南第一次对多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边防建设所提出的系统设想，“西南政策”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和木芹教授的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同时也是中国“大一统”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
潘先林教授
潘先林教授讲座PPT
当日第四场讲座，云南大学刘正寅教授作题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使命与发展”的演讲，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党委书记赵小平教授主持。刘正寅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从传统中国史学的边疆民族书写、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新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等发展阶段展开阐述。
刘正寅教授
刘正寅教授讲座PPT
接下来，刘正寅教授重点讲述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的职责使命，认为中国民族史学要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多语种民族史志文献全面深入研究，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全面、系统地探讨自远古至当代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发展规律，重点论述各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阐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本规律，以取得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突破与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本学科的应有贡献。随后，刘正寅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多语种历史文献在新时代民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强调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与研究文献的多语种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历史文献的民族属性，强调在历史文本书写的文化性，认为应从民族学的视角来解读多语种文献，注意历史文献书写者的民族视角和文化视角；进而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仅以汉语文献、华夏传统文化话语来阐释中国历史，多语种历史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历史研究者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刘正寅教授又结合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阐述了民族志文献对民族史学研究的意义，指出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看，部分历史文献具有民族志的性质，认为中国历史留存下来的内容丰富、语种多样的民族志文献对于新时代民族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他认为以往的民族史研究虽也对民族志文献也有所利用，但存在民族志资料零散，且由于以往民族史研究者大多来自历史学界，对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也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展开，民族学的关怀不够，有一定的学科局限性，缺乏多学科交叉研究；同时受语言条件的限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关注和利用不足，这些都影响了中国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民族史学者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更多的工作。刘正寅教授指出民族志文献较之于其他历史文献，更多地表现出主体性、文化性、整体性等特点；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加强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利用，不仅将拓展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将推动当代史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为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以上四场讲座，既有关于如何治学的经验讲解，又有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介绍与评议，从概念出发探讨边疆如何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对新时代民族史学的使命与发展的探讨。通过四位专家的演讲，学员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边疆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学员们都踊跃发问，专家们也不吝赐教、积极互动。
当晚的学术沙龙围绕“田野在民族史研究中的意义”这一话题展开。学员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沙龙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梦婷博士主持，刘正寅研究员出席并参加了讨论。
（撰稿：历史与档案学院高雪峰、农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