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云南省史学会联合主办，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于2022年7月9、10日在线上举行。来自云南大学、西南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主持，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段红云分别致开幕词。周勇强调大后方研究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杜继东立足《抗日战争研究》办刊历史，回顾大后方研究的发展过程；段红云追述云南大学与大后方研究的渊源，阐述方国瑜先生、徐康明教授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新时期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发展予以展望。
（开幕式合影）
开幕式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罗群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黄正林教授以及《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士华院长分别发表主旨演讲。罗群以《边疆开发与建设中的“西南模式”——以抗战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为中心》为题，对战时西南边疆开发与建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特点与成效进行评述，指出在“国家化整合”的前提下，开发边疆与中华民族复兴密不可分，同时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实力集团的冲突与博弈，体现出边疆建设与开发中的“西南模式”。黄正林做题为《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党内关于经济建设的争论》的演讲，介绍战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大后方有关发展经济的探索，在边区政府收入来源大减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行货币和公债、向外运输食盐、征收救国公粮等应对措施，并论及中共是否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财政紧缩还是严格预算、如何处理运盐问题等等。高士华对“大后方”概念的时间涵义、地理区域进行了界定，列举尚待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如驻印军和远征军、滇西战役、大后方对外关联性、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对外关系史等，为抗战大后方的后续研究指出方向。
（主旨演讲）
随后，论坛围绕“后方经济与交通建设”、“战时政治与华侨动向”、“边疆生活与教育实验”、“抗战文献与大众文艺”等主题进行了分会场及分组讨论。专家学者报告评议，旁听学生积极提问，线上交流活跃，学术氛围浓厚。
后方经济与交通建设
本场第一组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郑成林教授主持，南京大学陈谦平、云南大学齐春风、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四川大学王果、西华师范大学董清平分别汇报。陈谦平从区域框架和经济框架对“抗战大后方”概念进行解释，强调应该重视国统区大后方，不能污名化。齐春风分析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的大量走私活动，指出蒋介石的战时缉私决策存在前期走私定义过于宽泛、决策风格优柔寡断、军队走私无法制止三大问题。尚季芳认为西北通道是抗战时期接受国际援助及向国外运输易货物资的重要通道，是一条中外互助、国共合作、边疆与中央紧密联系的通道。王果将团练放到近代农工过渡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讨论北碚峡防局将传统团丁训练成具有现代基本军事素养、职业技能的“工兵”过程，从中揭示以“人的现代化”推动乡村工业化，这一北碚发展的重要经验。董清平认为1939年初国民政府施行新盐制，既是保证军需民食、前后方社会安定的现实需要，更是为了摆脱财政危机而推行的举措，将新盐制纳入统制经济体制的战略考量，目标在于服务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大局。
（第一组讨论）
第二组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徐鑫编辑主持，云南师范大学杨瑞璟、南京审计大学许梦阳、华中师范大学白鹏晓分别进行汇报。杨瑞璟以台北“国史馆”滇缅运输海路档案史料为主，并结合英国外交部档案及其它史料，分析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于战时需要利用伊洛瓦底江实现中缅水路联运的运营构想。许梦阳对1937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审计制度建设进行梳理，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审计制度的革新及其审计监督在施行中遇到的阻碍。白鹏晓从横滨正金银行试图统一东北币制的角度，具体分析横滨正金银行成为日本经营东北的金融中枢的历程，和其试图统一东北币制的举措，与统一东北币制的失败及原因。
第三组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侃教授主持，西南大学赵国壮、近代史所吴敏超、西北大学路中康、广西师范大学唐凌、湘潭大学熊元彬等5位学者分别汇报。赵国壮从资源型行业的价值边界、分类分布、战争赋能和内在演化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资源型行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抗战事业的重要贡献；吴敏超详细讨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的经营及其影响；路中康介绍了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形塑、传播红色新闻记忆方面的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唐凌，介绍了抗战时期柳州沙塘农业研究的内容与影响；熊元彬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云贵地区手工业兴起的原因及其特征。
战时政治与华侨动向
本场第一组由高士华主持，辽宁大学王春林、华南理工大学钟健、空军工程大学岳恒、南方医科大学王英俊分别汇报各自研究。王春林从心态史视角，梳理了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人士心态的演变态势。岳恒论述了国民党军队的“中央化”措施、地方实力派的应对以及国民党军队“中央化”的影响。钟健的报告指出中共广东省委亲历者和史家普遍认为中共广东省委“重统战、轻武装”，对余汉谋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落入统战破裂而未能大力发展武装的被动局面。“重统战、轻武装”之言说的形成及其“层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史学“求真实”的紧迫性，反向说明若欲更接近中共华南抗战的“真相”，离不开更具整体性和更宏观的视角，以及辩证地看待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王英俊梳理了与东江抗日武装相关的未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聚焦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武器之由来，剖析了东江抗日武装在艰难环境下得以生存发展所采取的策略。
第二组由杜继东主持，小组报告主题都与抗战时期的人物相关。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选取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陈克文、唐纵、王世杰等三位不同身份的国民党人士日记，对三人日记中关于中共记载呈现出的不同样态进行比较，从“他者”视野观察和研究战时中共。上海大学林威杰系统阐述张冲在东北时期、南京时期与抗战时期三个阶段中，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从友共、反共到联共的变化过程，并探讨了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云南大学段鑫基于直接目击者、死者家属与行刺者就现场细节的回忆各不相同的状况，根据文史资料、报刊和相关人的口述材料等，就滇军将领范石生遇刺事件的事实本原和造成史实歧异的原因进行了精到的考证。厦门大学李婷基于两岸对九一八事变记忆中“张学良与胡蝶等跳舞失东北”这一说法展开研究，分析这一受日本侵略舆论主导的谣言的形成与传播路径，指出谣言牵扯着事变后舆论场域中，中日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国内部的积极抵抗与不抵抗之争以及国民党内的派系内争。
（小组报告）
近代史所吴敏超主持第三组的研讨，围绕抗战时期的华侨社团、政策、抉择等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夏玉清、重庆大学上官小红、四川师范大学钟荣帆、湖北师范大学余秋文分别进行汇报。夏玉清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归国华侨社团的管理及其特点。上官小红集中讨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华侨的抗战宣传及其在加强华侨国家认同方面的贡献。钟荣帆阐释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在华外侨的撤留抉择以及抗战对华外侨分部格局的影响。余秋文详细论述了1946—1949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情况以及国民政府救助荷属东印度华侨的措施和影响。
边疆生活与教育实验
本场第一组聚焦个人及组织（主要基督教会）与边疆社会的关系，由三江学院曹树基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云南师范大学王浩禹、大理大学赵善庆、西北师范大学张传卿分别进行汇报。汪洪亮阐述张伯怀的边疆事业与边疆思想，揭示了当时基督教人士对民国边政及边疆研究的认识以及教会参与边事之困境。王浩禹以马力生在抗战时期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展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抗战时期不同阶层和个人的生活样态以及个体生命史。赵善庆指出，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国家政制转型，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能同时反映教会趋重社会福音、追求本色化并将其重心从沿海及内地城市向西部边疆转移这三方面变化的典型事件。张传卿梳理了孙健初对西北地区各类矿产的地质考察活动，并尝试分析他坚持献身西北地质工作的缘由。
第二组主要聚焦战时教育实验，由云南大学齐春风教授主持，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安徽大学江明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梁亚群、云南师范大学谷彦梅、云南大学王冬兰分别报告。张睦楚论述抗战时期西北师范学院在为国育才的同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方教育服务工作，并产生积极影响。江明明从大夏大学教育学科的视角重新看待该校改国立风波所呈现出的问题的另一面相。梁亚群就抗战时期广西边疆教育的探索与实施、成效与借鉴进行了论述。谷彦梅对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到昆明师范学院的基本教育情况进行梳理，论述其对云南基本教育发展的积极推动和探索。王冬兰探讨1994年在云南保山举办的国内唯一一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会议”对中缅战区抗战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其在提供中缅战区抗战研究重要学术交流平台的同时，还呈现了当时中缅战区抗战研究的基本面貌，预示了改革开放后中缅战区抗战研究的发展方向。
第三组主要讨论战时的社会生活，由西南大学赵国壮教授主持，云南省委党校付春、电子科技大学刘岩岩、西南大学李冰冰、厦门大学吕珊珊、云南大学黎家启分别报告。付春对常山这一中药材在大后方的种植、研究入手，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中药自给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刘岩岩以铜梁为例，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对周边县镇发展的影响。李冰冰以战时内迁者所书写的游记为主要材料，对游记中的重庆城市印象及内迁者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面考察。吕珊珊探讨了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温台地区的僧道动员及佛道教会的基层管理两大问题。黎家启讨论了民国时期云南建水慈善会的运营情况及其社会影响。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发表了参会感想。
（与会人员发言）
抗战文献与大众文艺
本场第一组围绕日方档案及相关研究进行交流，由广西师范大学唐凌教授担任主持。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张俊峰对日军残留在山西的史料和太原战犯审判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评述，指出应深化对太原战犯审判的研究，在扩大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开展“残留日本人社会”的研究。三峡大学潘大礼指出，学界对国共两党如何处置日俘问题，大多从政策视角出发，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也还不足。华南师范大学吴佩军详细介绍日本馆藏抗战时期华南抗日纵队资料、中共华南党组织调查资料、日军战争资料，认为日方史料的运用有助于研究华南日军和中共武装战略布局的特点，以及华南抗日纵队的游击战术和华南地区复杂的国共两军关系。保山市政协穆梓旺介绍保山市滇西抗战史料搜集编纂工作的开展与实践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孙艺以国民政府的防化行为作为研究主题，运用中方资料与美国资料，对全面抗战之前国民政府的防化准备、学校教育与相关书籍面试、防化军工建设以及全面抗战时期防化军队的建设与训练等进行探讨。
第二组的研讨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教授主持，五位报告人以抗战文艺、文献、理论为主题进行报告。重庆师范大学吴伟针对如何认识和把握“抗战大后方红色音乐”、在整理和研究中如何界定的问题，从“红色属性”“音乐形态”“时代赋能”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重庆大学彭小希论述了以吴晓邦、戴爱莲为代表的进步舞蹈家在探索中创作大后方抗战舞蹈的历程，展现了中国文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大后方抗战舞蹈，从“自发”走向“ 自觉”的历史脉络。西南大学汤斯惟通过对抗战时期设有音乐师范专业的6所高校的考察，分析音乐师范教育发展的概况和在师资队伍、招考录取、课程体系与实践等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发青介绍了美国著名旅行作家和摄影记者哈里森·福曼的作品《北行漫记》，并通过档案、同行者著作、当事人回忆录等多重史料对其进行考析，指出已往认同的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对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的评价存在的问题，肯定了《北行漫记》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云南大学卢兆瑜指出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标志着骑士战争的衰亡和人民战争的兴起，通过对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初期战争伦理经典文本的解读，阐述了中世纪晚期人民战争问题。
（小组讨论合影）
闭幕式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党委书记赵小平主持。西南大学赵国壮教授做学术总结，回顾六年来中国抗战大后方论坛在各地的举办情形，肯定论坛对于推动抗战大后方研究进一步深入、沟通和联络西部兄弟院校感情、打造中国西部高校学术联盟的重要作用。杜继东致辞，对进一步推动大后方研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争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共同收集稀见史料，合办学术会议与红色基地。第二，加强学术总结和理论探索，如对大后方的时间、空间概念进一步界定。第三，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研究。罗群代表云南省史学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对大会圆满结束表达祝贺与感谢，并对疫情过后诸位学者赴云大交流访学表示欢迎。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向云南大学团队、《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以及与会学者表达感谢。第六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至此圆满落下帷幕。
（闭幕式）
（郭梓炀撰稿、沈一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