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0日，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于昆明顺利开幕。短暂的开幕式后，当日迎来了三场专家讲座。
第一场讲座由著名蒙元史和民族史专家、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迎胜教授主讲，讲题为“有关‘拓跋’与‘桃花石’两名的关系与早期蒙古史”。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伊始，刘迎胜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拓跋”“Taugast”“Tauγa蔓桃花石”“絛贯主”语义及相互间关系的探讨，指出目前西方学者在用辅音互置解释“桃花石”语源为“拓跋”时存在的不足。同时通过对“拓跋”异译的“秃发”的举证，说明即便“拓跋”之名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过辅音互置，也并非发生在拓跋语中或记录此名的汉语中。“拓跋”与“桃花石”两名读音不谐的主要原因，是词中唇音或合口元音与颚音之间的互换。针对这一点，刘迎胜教授特别提到了突厥语中的辅音互置现象，并从阿史那突厥登上历史舞台前以拓跋为代表的一部分鲜卑人与操突厥语民族的交往切入，推断突厥语中的“Tauγač”为“拓跋”名称的突厥化形式，而“桃花石”则是此突厥化名称的再汉译。此外，刘迎胜教授又详细说明了探寻早期蒙古历史的两种视角，即“广义”的早期蒙古史和“狭义”的早期蒙古史，指出在这种两种视角下研究早期蒙古史的基本思路，以及“广义”与“狭义”两种蒙古史的历史性和现时性问题，从而展现出了不同视野下的蒙古史与中古时期北方各部族之间的联系。
刘迎胜教授在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二场讲座题为“我们怎样走到一起：中国形成和发育的时空过程”，由著名蒙元史和民族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主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持。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姚大力教授着眼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向大家细致剖析了中国形成发育的三个阶段，即现代中国人祖先进入今中国境内创造出“满天星斗”考古文化的第一阶段；华北从“满天星斗”考古文化中突起，率先跨入从史前进入早期国家门槛的第二阶段；从汉唐王朝边疆兴起的北亚帝国为传统中国提供国家建构新模式的第三阶段。在这三个发育阶段中，空间的变迁分别呈现出由南到北、自北向南、北亚南扩及东西合一的规律。姚大力教授指出，进入第三阶段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和版图整合特征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表现为除了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外，还出现了北亚边疆帝国模式。就中国版图整合历程而言，唐时期各区域板块内的整合大体完成。北亚的突厥-回鹘、青藏高原的吐蕃、西南的南诏、西北的西夏等均在此时陆续完成区域板块内的整合；自十世纪起北亚或东北亚板块收并中国的其他版块，中国东西部由此得以合二而一等。与此同时，姚大力教授还说明了汉语祖先人群具有共同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以甲骨和金文为代表的汉语书写系统、块范浇铸的青铜技术、西周礼乐体系、阴阳结合的农历、种植稷黍的旱作农业几个方面。
姚大力教授在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三场讲座题为“从语汇和音韵视角看中国民族史多语文史料”，由来自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的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专家特木勒教授主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研究员主持。讲座过程中，特木勒教授运用历史学、音韵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文献中记载的“怯薛歹各枝儿、怯薛丹各枝儿”等内容为例，通过考察和对比《元史》《元典章》《通治条格》《至正条格》等史料中的相关记述，生动、形象地向大家演示了如何对元代硬译公文体文献进行句读、识读和理解。同时，特木勒教授强调，汉文文献中大量记载了汉地周边非汉人群的名物制度、译音用字及其变化，而非汉文文献同样也记载着许多汉语名词和当时汉字的读音，并且这些读音又各具时代特色，因此多语文的互相映照显得极为重要。
特木勒在演讲 陈思宇/供图
以上三场讲座，充分展现了多语种文献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民族史学者进行民族语文学习的必要性。通过三位专家的讲授，营员们对中国的形成与发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及民族语言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大家都争先恐后、踊跃发问，专家们也不吝赐教、耐心指导。
当晚的学术沙龙上，营员们再次围绕“如何学习民族语文”这一话题展开研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传授个人学习经验的同时，也积极向他人请教，现场气氛格外热烈。本次沙龙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温拓博士主持，姚大力教授、刘正寅研究员出席并参加了讨论。在此期间，姚大力教授提醒营员，民族语文的学习不必太过宽泛，重要的是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相结合。同时，姚教授也对营员提出的各种疑问作出了细致解答，并且指出学术研究需要将宏观和微观的问题相结合，以宏观的视野进行思考，以微观的角度展开探究。姚大力教授在沙龙期间的指导，使营员们受益匪浅。
姚大力教授在学术沙龙上答疑解惑 陈思宇/供图
（撰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赵敏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