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日，由云南省史学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期“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在云南大学东陆校区顺利开幕，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无问南北—明清边疆基层社会演进与国家统合”。与会学者围绕工作坊主题共展开了上下两场共四个专题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专题报告（上）
9月2日下午的专题报告分为“中间人群与满蒙藏基层社会”和“资源、环境与北部边疆基层社会”两组专题报告。第一组专题报告“中间人群与满蒙藏基层社会”，由董雁伟担任主持人，关康、田宓、邹立波做专题报告，包呼和木其尔、邹立波、蓝图、舒满君担任评议人。
与会学者听取专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康所作报告题为《康熙朝八旗滋生佐领初探》。报告人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部满文题本、内阁满文《八旗世袭谱档》两种档案，结合汉文史料，对滋生佐领的编立、承袭及其对清王朝和八旗制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田宓所作报告题为《土默特的领催—清代蒙旗社会的基层小吏》。领催是土默特社会重要的基层小吏，是蒙旗社会中活跃的中间群体，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随着土默特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转变，领催也与当地村落的各类执事人产生联系，在基层事务上相互沟通、合作。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所作报告题为《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报告人从青藏高原互惠交换传统的贸易伙伴关系切入，分析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区域类型，以及各族商人群体如何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评议人就佐领的权利与义务、滋生佐领与上三旗的关系、佐领入关前后的变化、蒙旗除领催之外的中间群体、领催和水利调动之间的关系、领催职能的转变、藏地传统与歇家、锅庄、旅马店的关系以及中间人群的行事方式等方面进行评议。
第二组专题报告“资源、环境与北部边疆社会基层社会”，由周妮担任主持人，包呼和木其尔、蓝图做专题报告，关康、董雁伟、田宓担任评议人。
与会学者报告论文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包呼和木其尔所作报告题为《清代内蒙古农业区域土地制度探析—以喀喇沁地区“公用地”为例》。报告人以清代喀喇沁地区为例，利用喀喇沁三旗札萨克衙门档案以及日本调查报告《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书》，从蒙古社会的内部需求出发探究蒙旗整体财政运行中形成的土地制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蓝图所作报告题为《明代河西走廊的渠坝》。明代以“屯”作为卫所基层单位开展屯田，而河西地区存在着悠久的水利建设传统。水利和卫所相联系，形成了明代河西走廊地区特殊的屯田单位，即“渠坝”。报告人把渠坝放置到卫所制度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渠坝这一特殊屯田单位形成的历史过程。评议人就制度变化的动力和转变时间节点、“公用地”概念的辨析、水利体系与社会的联系，材料的使用以及地域差异性展开评议。
专题报告后，指导专家刘正寅研究员对各个报告依次点评。关于关康所作报告，他强调人口过剩问题是旗人共有的，要深入思考只在满蒙旗人中采用滋生佐领，而不涉及汉军八旗的原因。同时，要站在更宏观的时空中去思考，进行理论的深化。对于田宓所作报告，他提出要关照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关系，关注土默特地区的其他人群。他提出邹立波所做报告要寻找地方差异性问题的根源，聚焦论文主题，注重文章整体的时代感，积极运用多种文献材料，要从负面材料中解读出正面意义。对于包呼和木其尔所作报告，他认为要突显清代喀喇沁地区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变迁过程。他指出蓝图报告中提到的渠坝社会应包括卫所军户和当地民众，不能忽略当地民众的活动。同时，河西走廊贯通东西两面。不仅要关注东面，也要关注西面。此外，文献运用可以更丰富。
刘正寅研究员指导专题报告
指导专家张莉教授也对各个报告进行了点评。对于关康的报告，她指出文章要回应历史大环境问题，同时研究对象中涉及的宏大问题要在引言中体现出来。关于田宓的汇报，她认为土默特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来讲，还需要讨论从小区域到大区域的代表性问题。她指出邹立波报告论文应进一步提炼核心价值点，文章标题可以进一步调整。对于包呼和木其尔的报告，她认为“公用地一词要有最终定义，还需要考虑农耕化的定义和时间。她指出蓝图研究涉及的河西走廊受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文化的影响，除了关注河西走廊的东西两面，还要注重北来的游牧文化和南来的藏族影响。
张莉教授指导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下）
9月3日上午的专题报告分为“基层组织与西南边疆社会”和“行政体制与西南边疆基层治理”两组专题报告。第一组专题报告“基层组织与西南边疆社会”，由刘灵坪担任主持人，王雪莹、高兴、李培娟做专题报告，刘彦、沈卡祥、张楠林、王春桥、覃延佳、舒满君担任评议人。
与会学者听取专题报告
云南大学王雪莹所作报告题为《军事血缘网络：车里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脉络》。报告指出摆夷土司利用军事血缘网络的扩张，构建了纵向的“大勐套小勐”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从而实现对其辖境较持久的基层管理。云南大学高兴所作报告题为《明清时期滇南边境土司辖区的“圈”制—以车里地区为例》，报告立足汉语、傣语等不同类型的史料，通过对“圈”的傣语词源意涵及其在明清时期不同土司辖区文献记载的分析，探讨了“圈”制主要出现的时期及其在不同土司辖区的功能；且以车里土司辖区为例，报告分析了明清以来车里土司辖区“圈”的变化。云南师范大学李培娟的报告题目为《清前期西南“新辟夷疆”会馆演变中的农业色彩—基于云南东川府的考察》。报告指出康雍年间，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东川府推行改土归流后，从事农耕和矿业的新进移民建立了具有明显农业色彩的同乡组织，乾隆中期之后，这一组织的商业性色彩逐渐凸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家乡神明为标志的会馆。评议人认为，该组的报告内容在材料和视角等方面均有创新，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南基层社会面貌。评议人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在时空观念方面，要加强时空界定；在文献的运用上，要注重史料考据与文本解读；文章结构方面，要注意逻辑的贯通。此外，在区域研究中，应有更多的横向对比。
第二组专题报告“行政体制与西南边疆基层治理”，由王春桥担任主持人，张楠林、舒满君做专题报告，高兴、刘灵坪、李培娟、王雪莹担任评议人。
与会学者进行论文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张楠林的报告题目为《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基层治理逻辑》。报告人以明清两朝对云南的治理为例，将改土归流事件置于“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中进行讨论，跳出土官、流官二元对立的分析方式，对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逻辑进行分析。云南大学舒满君报告的《地方自治与土司政治：民国滇边上允土司的治权及其嬗变》一文从土司世系入手，结合社会背景，讨论清末民国时期改设流官、改厅设县、分区自治等事件对上允土司治权及区域社会秩序的影响。评议人肯定了该组两个报告对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探索，是对“土流并治”模式再思考的充分体现。从文章布局上看，可以进一步调整，注意比例均衡；从视角上看，应注意地方社会的主体性，丰富文献类型，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此外，评议人强调要对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重要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面貌有所关照。
温春来教授指导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后，指导专家中山大学温春来指出对西南社会的研究，应置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中进行考察。与现代国家相比，王朝国家不具备现今所拥有的财政规模和技术手段。因此，国家治理多通过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相结合来进行。以“土流并治”为例，这一模式并不仅存在于西南边疆，“土”可以是边疆地区的“土司”和“土官”，也可以是其他区域的地方力量，最终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与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有机的互动。对土司等群体的研究，也应跳出土司，结合广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进行研究。最后，温春来结合本次专题报告的主题，提出学术交流应不问南北、不分西东，共享学术盛宴。
潘先林教授指导专题报告
指导专家云南大学潘先林也强调对西南社会的思考应注意时空上的延展，同时应注意长时段研究中存在的某一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和同一制度在不同地区施行的差异性。从学科交流来看，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有许多可互相借鉴的地方，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有重要学术意义。从学术传承来看，西南民族研究有厚重的学术传统，今人在学术史的梳理上，应对前人的成果有更多的关注。从材料运用上看，潘先林教授肯定了青年学者在挖掘新材料方面的努力。同时也提出，学者们在使用地方性材料时应加强考据，带着问号进行分析，在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搭起桥梁，为历史研究建立可靠的史料基础。此外，要注意材料时间范围的扩展，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时，也应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材料，如民族调查报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