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9:30，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仲伟民教授应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邀请，于东陆校区文渊楼502教室为全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近代东亚历史与民族国家问题”的讲座。本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教授主持。

仲伟民教授从“夷夏观念与民族国家”“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这两对关系出发，与在座师生探讨梳理了有关“从历史上理解东亚问题”“传统天下观与近代民族国家问题”“中国的民粹主义传统的根源”“历史地理解中国与近代日本、朝鲜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当今亚洲及世界舞台上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五个问题。

首先，仲伟民教授向在座师生抛出了中国究竟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普世主义的疑问。他以义和团为例，联系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政、辛丑国耻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深刻剖析了义和团运动从被镇压转向被支持的实质。仲伟民教授认为，所谓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不过是政府将其官方化、合法化，并试图借以打压西方列强的结果。并提出，自晚清以来的排外行为被定义为爱国主义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别”观念的影响下，我们至今仍对民族问题与对外关系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而所谓“泽被天下”的普世主义，也不过是单向的文化传播，本质上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理念。

接下来，仲伟民教授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对“汉族”的民族定义以及“中国”是否属于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提出质疑。仲伟民教授认为，汉族之特点实质上与中华文明之特点相等同。回顾“中国”内涵的历史沿革，“中国”作为国名的提出始自“中华民国”的建立，概因中国古代仅有“天下”观念而无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是西方主导之下的世界秩序运行模式与国际关系处理方式。仲伟民教授提出，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中西冲突的根源，而对近代国际关系与国际规则的认知不清则导致了中国晚清以来长期处于弱势的局面。

随后，仲伟民教授详细阐释了近代中国与以日韩为首的东亚各国的“师生”关系转换的原因。仲伟民教授认为，“满清非正统”理论是日韩轻视中国的历史根源，而近代日本相对于沉迷于天朝文化渊博且具备优越性的大清朝，清醒而理智地选择效法西方一切，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经济腾飞、国家强盛，而此时的中国仍深陷列强侵扰的囹圄之中，中国即是日本用以自省的“他者”。仲伟民教授提出，经济落后与观念落后，加之意识形态的偏差，是清代中国沦入外交泥潭的重要原因。

其后，仲伟民教授从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角度解释东亚的复杂问题。仲伟民教授介绍了费正清、约翰·威尔斯以及滨下武志等学者关于朝贡贸易的观点，他提出，中国奉行两千余年的朝贡体系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并非建立与两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型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的产生。此外，仲伟民教授还从朝鲜问题的处理解释了中朝以及朝日之复杂关系。

最后，仲伟民教授强调了从历史实际出发理解中国与东亚各国、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真正理解既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外交的必要性。

黄纯艳教授在结语中肯定了仲伟民教授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应对的思考，并强调了从历史出发考量当今复杂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本场讲座深化了在座师生对于东亚问题的思考，对在座师生反思当下国际关系、拓展研究视野大有裨益。

（历史与档案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