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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系列讲座之“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发布日期:2019年12月20日 11:39 点击数:

2019年12月13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第一带头人,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宋代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教授应邀到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为学院师生带来一场题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田晓忠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程民生教授提出,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农业、农村、农民色彩,中国农业有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或言农村、农民中诞生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耕读文化是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耕读概念包含有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双重含义,就个人而言,是指读书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即躬耕躬读、半耕半读;就家庭而言,指一个家庭同时经营农业和学习读书,其成员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一部分主要是读以发展,读书者通常是子弟。自春秋时期民间教育兴起,孔子就力主区分耕读,及至战国时期孟子秉承读书做官的理念。他认为,在“重农”的农耕社会当中,耕读无法被断然分离,耕而读、读而耕的情况一直存在。先秦隐士耕种属于“士”而后“耕”,耕是隐的形式,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读模式。

接下来,程民生教授提出“耕读”二字联合,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随着唐后期士族门阀的瓦解,以及宋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在文化层面出现了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农民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没有或未能科举入仕,沉淀在农村家乡,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边耕边读、半耕半读成为常态。程教授认为,北宋后期官员唐庚的策论《耕读》为当时流行的耕读模式寻找历史依据,扫清理论障碍,为“耕读”一词和耕读理念鸣锣开道,大造舆论之势。到南宋,耕读一词进一步扩展,出现了许多“耕读”的室额,耕读的实践受到了士绅的高度赞扬。耕读理念形成并进入文化层面是耕读普遍展开的结晶。

在文化普及、科举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了普遍现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如“耕隐”、将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的方式、将耕读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等,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第二类是农民的耕读,这是“耕读”中新的主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形式,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读之余会亲自读书或督导子弟读书。程教授认为,耕读模式最有价值的内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纷纷读书这一种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他列举了众多农民读书的实例,认为农民读书识字是生活的必需,而非是为了参加科举,把耕读作为人生之乐事,是耕读文化普及的前提之一和内在因素。他还提出,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士农界限,而耕读合一理念与习俗的形成,是对孔子耕读分离的公然反叛与不屑,确属宋人大胆解放思想的表现。

程民生教授还论述了耕读文化的效应。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而言,耕作的实践有利于思维的创新和学问、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而知识、知识分子大量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增添了农业的文化含量,促进了农业发展,耕读结合,提高了生产、经营水平和产品质量,又丰富了文化的实践经验,还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增强了阶层之间的对流性和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同时,他也提出,由于耕读文化并未实现实际意义上的“通天接地”,更多停留在对农村士绅和农民的控制层面,对于政治的积极影响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地位,未能改变群体农民的命运,因此耕读文化不能评价过高。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对演讲作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张锦鹏教授、薛政超教授、田晓忠副教授以及同学们就讲座相关内容向程教授请教。程教授作了精彩回答。讲座在同学们掌声中结束。

(历史与档案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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