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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学术,追求卓越

第二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专家讲座(一)

发布日期:2020年08月17日 16:47 点击数:

2020年8月11日,研习营继续专家讲座环节。当日共四场讲座,上午、下午各两场。

第一场讲座题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与特点”,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华涛教授主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教授主持。

华教授的分析从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开始,从先秦“中国”概念的早期发展谈到了费孝通先生的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兼及近年来国内外以“新清史”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引发的相关讨论。在此基础上,华教授认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以“华夏—汉”为核心的“中国”的发展,而这个“核心”的形成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非常重要;第二条线索是非汉族与“中国”的发展。他指出唐以后一千年里(907—1911)北族非汉王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强势地位;唐以后入主中原的北族政权一方面和唐以前一样都自称“中国”,但另一方面又与唐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都努力保持与汉人的区别,并突出表现在族类社会划分与治理;而这种族类社会划分和治理,不仅最终催生了人口众多的“汉族”的最终形成,也推动非汉族群(特别是清代蒙新藏)自我认同的强化。

华涛教授

华涛教授讲座PPT

华教授紧接着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建设方案、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基本对策、日本侵华以后的形势等方面谈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特别强调了延安时期中共确立的民族理论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最后华教授以费孝通的反思为例,对民族凝聚力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了阐述。他指出,费先生晚年对人们之间如何能够建立起亲密的情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论思考,而他一再提及的十六字原则实际上是认为,在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护之外,亲密情感的建立,甚至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平稳的民族关系的存在,都必须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容纳多元,融成一体”的伟大性格。

第二场题为“如何诠释边疆 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教授主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持。

李教授首先对“僮仆都尉设置于何时”“僮仆都尉职责如何实施”“僮仆都尉与西域都护的关系如何”三个问题作出了解答,接着发问“我们可否将匈奴政权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对西域实施有效管理,视为西域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轨道开始的标志?”从这个提问切入,李教授运用边疆史的视角对“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给予了学理上的回答。他提到,我们需要用动态的视角去审视“中国”“边疆”等概念。我们诠释的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某一个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某一个王朝的疆域及其历史并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和历史的全部。李教授用黄河水系的干流和支流来比喻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代王朝是干流,边疆政权是支流。尽管不都称为黄河,但干流和支流共同构成了黄河水系,同理边疆政权活动的疆域和族群最后都融入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之中,也都属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既然中华大地上的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那么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自然就应该是我们诠释多民族国家历史所应该涵盖的内容。所以用“自古以来”来定位阐述中华大地上这些政权和族群的历史,从逻辑上应该是能够说通的,而其设置机构有效管理地区的历史自然也应该包括在内。

讲座最后,李大龙教授总结,诠释边疆时,不同的标准体现着不同视角,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1)以西域都护为标准,体现的是历代王朝视角,历代王朝能否代表中国,以及王朝有效治理之前的归属如何认定等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2)以僮仆都尉为标准,体现着多民族国家视角。既然认为匈奴历史属于中国史,那么匈奴设置机构实施管理的区域也应该是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现有的话语体系虽然将匈奴历史纳入中国史叙述,但属于附属。(3)以“自古以来”为标准,也体现着多民族国家视角。既然多民族国家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那么生息繁衍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和政权的历史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自然凝聚)之说应该更符合多民族国家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也是符合逻辑的。

李大龙教授

李大龙教授讲座PPT

第三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院长罗群教授作 “ ‘国家福利’:民国时期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研究”的演讲,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院长赵小平教授主持。

罗教授从近代边疆危机下的云南边疆开发方案与边地垦殖、国家主导下的云南边疆垦殖与开发、地方制衡下的云南边疆垦殖与开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边疆民众与垦殖、国家福利——民国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评析五个方面对民国时期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展开研究。

近代以来,中央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云南实行强有力的开发,竭力将云南纳入与内地相一致的经营模式,倾力进行开发。在中央政府重塑并整合政治权威、开发边疆经济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知识分子、土司)也致力于新云南的现代化建设,藉生产开发以繁荣边疆、福利边民。这一时期的边疆开发政策多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拟定,较真实地反映出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情况,并且开始超越以往边疆开发中的边缘视角,重新引起国人对边疆地位与作用的再审视和再发现,为国民政府构筑中国复兴基地提供决策依据。

罗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处在边疆地区的云南而言,垦殖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增产、税收增加、国家物资充沛,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缓解了战时难民的收容与安置问题,保证了边疆社会之稳定,带动了整个边地的开发与建设,也改变了云南农村经济结构,加大了农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力度。云南省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垦殖和开发进行控制,要求地方与社会让步,使国家与地方权力进一步下渗。移民垦殖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重要环节与国家福利,在着眼于云南边地垦殖与边疆开发的同时,更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突出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的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凸显出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屯垦西南边疆“守中治边”的不同特点,并取得了实际成效。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垦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体现出国家、地方与个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反映出近代边疆危机下三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中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实践与认识。边境开发的实质是边疆资源的争夺与控制,开发政策落实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还应该自下而上地从边疆基层社会与民众出发来理解边疆垦殖中国家福利的成效。

罗教授总结,由于民国时期垦殖事业的发展与垦务行政的推进主要源于特殊历史时段下国家与地方需要,故制定垦殖政策与法规较仓促,缺乏长远规划,且面对错综复杂的地方纠纷和矛盾,其开展十分困难。垦务行政虽明确了国家与地方的利权,职责却未能持续落实,最终只能借助行政权力进一步控制边疆。随着抗战胜利,来自外部的政治与军事威胁一旦解除,政府开发边疆的动力也因之丧失。

罗群教授

罗群教授讲座PPT

第四场讲座由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范可教授作题为“人类学与‘人地关系’视野里的 ‘边疆’”的演讲,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

范可教授将视角聚焦在如何理解“边疆”的问题上,从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视角就“作为象征的边疆”“作为他者的边疆”“边疆作为象征资本”以及“边疆治理”几个方面展开讨论。他认为只有从更多的角度来透视边疆,才能理解为什么“边疆治理”会在我国成为专门的施政策略,或者成为一种许多人所设想的应该有的施政策略。

范教授首先提到,必须从人文地理学上的“人地关系”入手来理解边疆。边疆在人地关系上体现更多的是文化接触意义上的边疆。边疆是文化和文明的边缘,文化是在这方土地生活互动的人们的文化属性,而非政治或者国家属性。语义上的边疆也传递了边疆概念所体现的人地关系的信息。范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际政治上的现实需要,边疆在我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语里成为了主权的象征。在我国的边疆研究中,主权、边疆、民族三者间的关系依然是研究关怀的出发点。范教授认为边疆因为涉及政治而拥有权力。他从布迪厄象征资本的维度来给予了解释。他提到边疆可以成为某种可供积累的象征资本。地方政府通过积累资本,突出自己边疆条件来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广泛为人所知,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和政府瞩目的中心,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的代言人。

范可教授

范可教授讲座PPT

关于边疆研究和边疆治理,范可教授提到,边疆研究本身甚至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地理学现象,主权关怀对众多研究者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研究边疆必然论及民族,这是边疆研究的重要特点,反之亦然。我国的边疆不仅是文化接触区域,它更是实践行使主权的区域和主权的象征。因此,边疆与民族“联姻”在我国同样是政治化的。但这一联姻的史实,也恰恰证明边疆有着文化和族群多元的特点。因此在边疆治理上必须兼顾文化、宗教和发展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治理者应该站在“主位”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设身处地在被治理者的立场上考虑:究竟什么才是被治理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究竟什么东西才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他们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以及我们是否在什么地方忽略了他们的想法?等等。总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边疆地区在治理上还是应该“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且必须是在民族文化的语境中来这样做,治理者应该在与被治理者互动的过程中能有感同身受的共情,从而才能让治理的理念更好地契合民族文化条件的限制。

以上四场讲座,既有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与特点进行的理论考察,又有从“边疆”视角对“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重要问题进行的学理诠释;既有从边疆垦殖和开发角度对近代边疆发展的探析,又有从人类学、“人地关系”角度对边疆研究和治理的关怀。通过四位专家的演讲,学员们对“边疆”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学员们都争先恐后、踊跃发问,专家们也不吝赐教、积极互动,一度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当晚7点半,研习营学员再次欢聚线上参加学术沙龙。本次沙龙依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温拓老师主持。学员们先是就白天讲座中的启发和疑惑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之后学员们又立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自身经历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收获,对人类学的本土化、少数民族群体的仪式与自我认同、人类学与民族史研究的交流与异同等专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正寅教授、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范可教授来到沙龙现场,针对大家的发言,作了精彩的解答和指导。在大家的意犹未尽中,沙龙于10点半结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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