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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诠释边疆——有关边疆归属标准的讨论”——“百年砺行”云南大学“新文科—新史学”融创讲坛第一讲

发布日期:2021年04月21日 12:49 点击数:

4月12日上午,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主办的“百年砺行”云南大学“新文科—新史学”融创讲坛第一讲在云南大学东陆园文渊楼305室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编审主讲的主题为“如何诠释边疆——有关边疆归属标准的讨论”,历史与档案学院近三百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李大龙编审用八个字总结了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自然凝聚,碰撞底定。他认为,在没有域外势力介入下,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建构了多民族近现代主权国家(前者),但在近代遇到西方殖民势力东扩,最终发生碰撞底定(后者)。紧接着,李大龙编审对“中国边疆”内涵与特征作了讨论,并将其归结为六点:一是政治属性是“边疆”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主权国家”理论较“民族国家”理论更适合阐述多民族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三是“边疆”是动态的,且“疆域”的外缘是其基本状态;四是“陆疆”和“海疆”是构成当今“中国边疆”的两大基本要素;五是“边疆”具有地缘优势,既是军事防御的前沿,也是连接两个乃至多个国家或政权的纽带;六是“边疆”不能脱离“疆域”而存在,将其泛化也不利于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之后,他指出,传统王朝史观的历史书写,往往忽略、弱化对边疆民族或政权的关注。传统的王朝史观给“中国边疆”的研究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对上述问题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李大龙编审对研究边疆地区归属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传统认识在历代王朝疆域基础上构建中国疆域话语体系,边疆在中国疆域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同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出的结果会有不同,甚至南辕北辙。边疆地区归属的探讨就是如此,认识的分歧不仅影响着我们对边疆的认识,也影响着我们话语体系的建构及边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的归属问题,李大龙编审还以匈奴僮仆都尉和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作为特例加以阐释。他认为,僮仆都尉的设置和匈奴对西域的统一是同步的,僮仆都尉被撤销,西汉的西域都护取而代之,对于西域管理来说,二者构成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讨论,李大龙编审提出“如何诠释西域融入中国的历史”这一重要问题。目前的论著在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轨道时,多是将西域都护的设置作为标志,而非僮仆都尉,进而引发“为何是西域都护?”“僮仆都尉是否可以?”的思考。

李大龙编审进一步指出,类似西域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如如何认识西藏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历史?以往学界经过了几度变化,目前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二是“西藏自元代以来纳入中国版图”。两者观点差异形成的关键点在于对唐朝和吐蕃关系的认定问题。通过分析,他认为吐蕃和设置僮仆都尉的匈奴一样,因其被认为不是“中国”的“中央政权”,故其对西藏的有效统治自然不能称之为“纳入中国版图”的开始。

继而,李大龙编审点出了我们诠释中国历史存在的问题,即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政权在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并强调当前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建构仍然存在困境,对传统话语体系再认识是非常迫切的。

讲座的最后,李大龙编审强调,不同的标准体现着不同视角,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以西域都护为标准,体现的是历代王朝视角,历代王朝能否代表中国,以及王朝有效治理之前的归属如何认定等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以僮仆都尉为标准,体现着多民族国家视角,既然认为匈奴历史属于中国史,那么匈奴设置机构实施管理的区域也应该是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现有的话语体系虽然将匈奴历史纳入中国史叙述,但属于附属。“自古以来”为标准,也是体现着多民族国家视角,既然多民族国家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那么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族群和政权的历史,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自然凝聚)之说应该更符合多民族国家是中华大地上诸多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也是符合逻辑的。

讲座由潘先林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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