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前沿讲座10

文化与认同：民族国家整理多样性的途径

2021年11月14日晚间，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家范可教授应邀莅临云南大学民族史前沿讲座，作了题为“文化与认同：民族国家整理多样性的途径”的学术演讲。范可教授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讲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人类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专家，以及法国里昂高师（ENS Lyon）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合作导师。11月12-14日范可教授应邀出席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民族史学前沿论坛讲座，其间应邀为云南大学师生带来了这场学术盛宴。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主办，刘正寅教授主持。

范可教授在演讲（陈思宇摄）

讲座伊始，主持人刘正寅教授首先对范可教授作简要介绍，并强调了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范可教授从文化与文化的层次、认同的限阈、人口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整理几个角度探讨了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求民族认同的问题。范可教授首先介绍了他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思考、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之后他提到文化的层次有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国际文化（international culture）及次文化（subculture）等，而国家文化作为一种国家公民所共享的全国性传统是无法取代国家版图之内的文化多样性的。他认为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建构性归因于民族主义运动和为民族国家被接受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之后。鉴于大部分民族国家都具有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特点，因此国家文化往往为国家内部主体民族或者主流社会的文化所专断。

随后范可教授列举了海德格尔、埃里克森（Eric Erikson），以及杜维明等人对“认同”的认识，首先讨论了“认同”在哲学范畴内的定义和溢出哲学范围后的定义，并在有关民族国家如何整理多样性的问题上，就认同如何进入安德森意义上的“限制性的序列”（bound seriality）的“编制”进行讨论，他意在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限制性的种族或者族别认同是否也得在文化上进行限制？这类身份认同都必须以文化来表达吗？如果必须这样，那么在中国的语境里，问题就转变为各民族有无标准的文化？这类问题也是其他有族别认同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范可教授认为多样性可以在认同的窗口里自由表达，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边界开放的文化存在。在族别叙事上，人们照样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来展现和描述。其实，这正是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具体过程的体现。换言之，对认同可以有多样性的表达，我们的认同如同关联到自身的文化，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嵌入认同之中，因为所嵌入的文化因素具有表述的意义。事实上，从今天的民族认同来看，文化是嵌入性的,而认同建构则是政治性的。

范可教授在讨论中以我国的民族识别的归并过程，论证了民族如何在我国公民身份上成为一种先赋性的族别认同，以及这一认同如何内化被广大族别群众所接受，以及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同时，在比较的视野里，通过解释美国历次人口普查过程中对种族类别的变更，揭示了美国的种族划分走到当今的“一滴血法则”（rule of one blood drops）背后种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最后范可教授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持续书写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一种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要素嵌入到中华民族认同叙事当中的机遇。追寻这样的认同应该展现并重视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在多样性得以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寻求其共性，寻找出各民族共有的道德与价值,从而将中华民族打造成为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共同体。

范可教授在解答听众的问题（陈思宇摄）

讲座互动环节，多位听众结合自己的思考向范可教授请教了很多问题，包括如何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民族史文献材料等，范可教授一一作了解答。他强调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互动十分重要。当今中国的民族史研究面临着知识层面上的新时代，需要我们进行跨学科的交流，放宽知识视野，开放学科眼界，理清民族学、人类学的思考模式、问题意识和理论结构，从这些方面着手对历史学进行反思，汲取营养。本场讲座持续近三个小时，在场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引发了强烈反响。

（撰稿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杨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