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由云南省史学会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共同举办的第八期“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圆满结束。本期工作坊由“专家讲座”与“专题报告”两个部分组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凯里学院、大理大学、玉溪师范学院等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期工作坊。

专家讲座：明代西南的白银生产及相关问题

专家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主讲。杨煜达教授长期从事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边疆史地的研究，重视多学科的交叉合作，重视在田野中发现新的学术问题，成果丰硕。本次讲座“明代西南的白银生产及相关问题”，即为杨煜达教授多年来积累的新的研究成果。校内外累计460余人收听了这次讲座，并与杨煜达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

（讲座现场截图）

讲座伊始，杨煜达教授介绍了这次讲座分5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缘起，第二部分为产量的复原方法，第三部分为明代云南银矿的分布与变迁，第四部分为典型个案分析，最后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缘起部分，杨煜达教授介绍到学界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长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最重要的分歧，来自所谓的“停滞论”与“发展论”。争论的核心之一，是前近代中国商品生产和市场化的程度问题。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问题。而这两个关键的问题，都涉及到了明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明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必须涉及货币供应的问题。杨煜达教授指出明清时期，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其市场的发展，催生了对银、铜等贵金属货币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白银，促使了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而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由于自产白银不足，因此，是“海外白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但是，检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却发现白银货币化的完成，实际上早于日本和美洲白银大量进入的时间。因此，重新审视明代中国白银的生产，并进一步讨论其在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很有必要，而云南及周边地区是明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白银产区，更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杨煜达教授在介绍产量的复原方法即新的研究路径时说到，为了更可靠的对这一时期该区域的白银产量进行复原，需要寻求更合适的方法来开展研究。于是杨煜达教授等人发展出一套比较系统的根据田野调查结合文献判定矿厂生产规模的方法。首先全面收集史料，对有线索的矿区进行实地的考察，再对研究区域内的有文献记载的银矿规模进行评估，区分不同等级。然后选择现存的炉渣资料比较完备的矿山，利用技术史的方法，建构物料平衡模式来反演具体矿山的白银产量，再利用历史文献以及地矿勘察资料对这种反演进行修正，最后利用重建矿山的产量，来综合评估整个研究区域的白银产量。

紧接着杨煜达教授介绍了明代西南银矿的分布与变迁。在15世纪中叶后，全国银矿的生产中心已从浙江、福建转移到了云南。而具体生产的银矿，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具体的位置，有什么样的变迁，这些问题，学者并未探讨。杨煜达教授指出，根据历史文献及实地调查，明代云南银矿，他们共找到了将近70个，但不全在明代云南范围内。由于明代云南的范围和今天有很大差别，故采用西南一词来概括这一区域，更为恰当。他详细介绍了西南这一区域内的矿厂情况，还注意到明代银矿业的时空演变存在着鲜明的特征。而对于这种时空演变的动因，还需进一步分析。

杨煜达教授还以个案为例，阐述了募乃厂、矿山厂、黄矿厂的基本位置、规模、史料记载、厂量（厂量还是产量？）、以及矿厂发展历程。最后他进行分析与比较，根据史料和田野调查的资料，对已知明代的70多个银厂中的大约33个银厂做了分级，指出明代货币供应的不足，是相对整个货币投入量和市场交换的需求量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相对的短缺，也正是这种短缺，促使了明代西南地区大规模的银矿开发。正是因为西南地区白银持续大量的供应，基本保证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了全国区域间的经济联系。16世纪中叶之后的海外白银进入，也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提问与互动阶段，著名的经济史学者王文成教授与杨煜达教授进行了交流。他指出杨煜达教授开辟了新的路径，其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解决了明中叶以前白银来源问题，我们还可以思考白银、经济、边疆问题如何作为一个新视野融入到西南学的探索之中。本场讲座其他老师和同学，如青年学者江西财经大学邱永志等也与杨煜达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大家各抒己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最后，潘先林教授进行总结。他认为该讲座内容是杨煜达教授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讲座，指出杨煜达教授在研究中十分重视跨学科的交流和思考，将自己的多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落实在田野调查之中，体现出他将理论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严谨科研水平，他研究的西南不仅是西南的西南，而是世界的西南，他的研究重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杨煜达教授不仅告诉我们研究结果，还“金针度人”，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专题报告：民间信仰与明清时期西南社会

报告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专题报告由中山大学黄瑜副研究员、云南大学覃延佳副教授、云南大学王春桥副教授进行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利研究员、云南大学罗群教授任指导专家，凯里学院吴才茂、云南大学高健、中山大学杜树海、复旦大学巫能昌、云南大学田宓、厦门大学刘婷玉担任评议人，云南大学董雁伟副教授为主持人。

中山大学黄瑜副研究员以《都柳江“三王”神诞仪式的文本实践与再结构》为题，以明清以来都柳江流域“五百和里”侗寨的“三王”神诞仪式为切入点，揭示在地方民众的礼仪实践过程中，以礼生-歌师（戏师）为代表的仪式专家所扮演的文化“中介”角色，如何在村寨民众日常生活的仪式情境中，将王朝礼法制度中的礼仪文本转化为地方信仰仪式中架构的实践，在文字与口传体系中相互“转译”，这其中涉及到礼（乐）、歌（吟诵）、舞（戏曲）等诸多物质与身体活动的互动与展演，并且呈现了村寨社会的人际关系和阶序格局，从而再造和整合了多层次的政治诉求及不同面向的文化表达。凯里学院吴才茂教授与云南大学高健副教授作为评议人，认为在西南的地域文化中，文字所承载的仪式传统与无文字的口述传统之间的“连接”与“互构”，将多元化的礼仪观念进入乡民文化传统。

云南大学覃延佳副教授题为《自然与文化的连接：桂中师公仪式文本中的“花”神叙事与生命体系》的报告，透过师公仪式文本的解析，说明以“花”为核心的生命生成体系并非一种原生本土概念，而是一个多重礼仪体系叠合而成的，仪式的时间性、花婆诞的礼仪实践、师公唱本的展演与诠释等均共同织造了一种基于一定礼仪结构的跨物种连接体系。中山大学杜树海教授认为报告将人的生命环跟花的连接建立了起来。同时对如何建立和认识社会和文化与自然联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延伸。复旦大学巫能昌副教授认为对广西上林壮族人的生命环有整体的呈现，但重点不够突出，花的每一个阶段以及它在整个生命环里面的不同象征意义应当展开阐释。

云南大学王春桥副教授作题为《“乡里香火”与边疆社会：清代以来澜沧江流域猛土司信仰的生成路径与泛众化》的报告，讨论了“三藩之乱”后，清朝为恢复在澜沧江流域的社会统治秩序，表明正朔，开始顺应地方社会传统，主动创造、移植、挪用和杜撰明末被杀土司猛廷瑞的历史叙事，立祠祭祀，纳入与城隍同等的官方祀典，再造猛土司在官方祀典中的合法性。此后，历经近300年，猛土司信仰由官祀向俗祀、民祀和巫祀转变，成了澜沧江流域的乡里香火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云南大学田宓副教授和厦门大学刘婷玉副教授均认为在文献资料上可作扩展，刘婷玉副教授认为该论文有突破以东南为基础的神明标准化模式的可能，可以尝试摆脱华南模式的路径，因此，应更多地关注西南地方社会情境。

指导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利研究员就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与西南社会的议题，提出要注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关注单一视角与复杂事实的关系，提醒学者在研究某个民间宗教信仰时，要注意当地信仰与其他信仰间横向的历史互动，以及这个民间信仰与其他文化集团文化现象的横向的历史互动。云南大学罗群教授建议去探讨仪式礼仪与文本主题之间的关系，非文字传统与文字传统之间互动的关系，关于仪式信仰的研究最终应当落脚到国家与地方、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

下半场专题报告由四川大学孙瑞雪副研究员、凯里学院蒲涛副教授进行汇报，云南民族大学尹建东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陈国保教授任指导专家，北京大学和智、云南师范大学王浩禹、四川大学姚勇、大理大学马祯担任评议人，云南大学刘灵坪副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孙瑞雪副研究员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越南的关帝经籍》为题，报告通过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越南关帝祠庙的地理分布和关帝经籍在民间的刊印情况的考察，探讨了关帝信仰在越南传播的特点，及其对近代越南民众生活的影响。和智老师认为在学术史和内容提要等方面需要补充。云南师范大学王浩禹博士认为目前的报告可进一步扩展，中文史料和法国人的史料引用不足，并建议对关帝信仰与当地本土信仰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凯里学院蒲涛副教授作题为《文字与信仰：基于“胡托苗文”创制与苗文基督教译本使用的探讨》的报告。报告以“胡托苗文”创制与黑苗基督教译本的使用为切入点，以黔东南黑苗基督教群体为个案，考察了文字在基督教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文字及其文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对基督徒身份建构的作用，以及文字创制与使用对基督教进一步传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四川大学姚勇副教授从文字与宗教的关系、信仰群体、具体的社会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议。大理大学马祯老师认为对改宗应当进行深入挖掘和更多地讨论文字作为信息媒介所创造的交流体系及其对群体带来的影响。

指导专家云南民族大学尹建东教授认为，除了文献本身它所表达的内容之外，还需要关注文本的形成背景、文本传播的地域范围以及文本表述的时代性。广西师范大学陈国保教授建议可继续深化对文本的考察，对文本进行深层次研究，发掘文本背后的涵义，并提出要关注所研究的宗教或民间信仰与当地固有的信仰秩序的关系。

专题报告后，围绕“多学科视野下的西南研究”进行了圆桌讨论。大理大学罗勇、许沃伦、中央民族大学严赛、贵州大学白玉军、玉溪师范学院彭建、云南大学娄贵品、刘灵坪、周妮、刘彦、温拓、秦光永等11位老师作为与谈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出发，就关于多学科视野下的西南研究展开讨论，认为在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下，不同学科的研究模式之间互动日益增多，西南研究需要多学科视野，西南学的研究路径应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所突破。需要思考如何去进行跨学科研究，如何去讨论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如何站在全球史观看西南，这些观点和方法，都具有深远意义。

圆桌讨论后，云南省史学会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罗群教授回顾了云南大学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创建的初衷和过程，对本次工作坊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和评价。罗群教授认为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办到第八期，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已成为云南省史学会和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的一个学术品牌，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办好它，并指出西南学应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研究，为了把西南区域研究推向更深入的阶段，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来展开对话，西南研究应努力在多学科视角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陈晓艺、杨若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