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0日，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于云南大学顺利开幕。短暂的开幕式后，当日迎来了三场专家讲座。

第一场讲座题为《历史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运动》，由著名蒙元史和民族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主讲，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伊始，姚教授指出理论问题对于民族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他通过四个话题来阐释民族史理论。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族具有被构建的属性。借用回族在元明时期逐渐形成的例子，姚教授提出民族是经过主观塑造的想象共同体，因此它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血统的共同体。其次，民族这个概念不一定是在现代才产生的，而民族主义则肯定是一种现代现象。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道德英雄文天祥拒绝出仕元朝、最终殉国的个案为例，姚教授指出：不宜从现代民族主义立场去理解文天祥，他所坚持的，实际是在“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背景下对于故国的忠诚；但这一类现象却很容易被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当作一种用以大众动员的历史资源来予以回溯。他又以宋金联合灭辽前后北方汉人的态度为例指出，虽然在当时北方汉人中确实存在某种“原民族意识”，但它与时人对辽政权的政治认同完全可以并存于其思想意识之中，两者之间绝无相互颠覆的关系。拥有原民族意识的人群或许就可以称为历史民族。其三，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形成过程中是一种最关键的推动因素。现代民族未必是经由历史民族的形态自然演化而成的。二者之间的中断性远大于历史连续性。由最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形塑的，是英、美、法等国的国家民族，即以疆域来界定的国民民族。可是自十九世纪、尤其是1840年以后，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以德、俄式民族主义为原型的“集体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正是族裔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力，极大地改变了民族自身的政治诉求与心理状态，并引发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最后，从1840年延续到1960年代的以族裔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潮，所孕育出来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就此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的目标，早已成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牺牲品”（麦克尼尔语）。因此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全球人类社会的学术界和政治实践中，都已发生了认识和行动的转向。体现在这种转向之中的突破族裔民族主义的人间正道是：在回到英美民族主义的原则，亦即主权在民原则的同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这意味着，在民族的二义性，即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民族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族裔民族之间，我们无法简单地采用取一弃一的方式来从事选择。试图用两者之中的任何一方来颠覆或取代另一方，结果都只会引导国家重新走上族裔民族主义所未曾走通的那条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充满血腥的死路。

 

姚大力教授 陈思宇/供图

第二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讲，题为《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与建构——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的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主要以云南地区为中心来分析有关边疆观的历史书写与建构。讲座中罗教授首先提出了有关边疆和边疆属性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视域下的边疆和边疆属性，主要有地理属性、政治属性、军事属性、经济属性等。二是所谓人本主义视域下的边疆属性，也就是关注自下而上的人的因素，关注个体和群体的因素，主要有历史属性、民族属性、文化属性等。接下来罗教授主要探讨了作为西南边疆的一部分的云南，它的边疆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地方和民众对于云南的认知和书写的过程。罗教授以时间作为主要的纵轴，对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的书写作了梳理，同时又以横向视角来考察国家、地方和个体，他们是如何看待边疆、理解边疆、书写边疆的，两条纵横线交错发展。罗教授认为边疆一直以来被观看、描述、书写，强化其边缘性和边疆性，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概念，是带有目的性的历史再现或历史建构，因此边疆也是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通过主观认定而建构的历史的产物。边疆观对于边疆的形成和发展、调整和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准确理解边疆和边疆人民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既是边疆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今天的边疆研究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能为边疆研究注入活力和动力，也有利于边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罗群教授 陈思宇/供图

第三场讲座题为《回族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与视角问题》，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杨晓春教授主讲，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研究员主持。杨教授基于自身在回族史领域内的多年积累和丰富研究经验，归纳总结了“史料”和“视角”两大史学研究的一般性问题，用丰富的个案举例，向学员呈现了具体研究中可以尝试的多种取径。杨教授指出，从史料角度而言，回族史研究首先需要突破史料有限之问题，接下来，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首先，针对史料总体数量有限的问题，可以从一般的中国史史料中发掘回族史史料。针对全局性史料缺乏的问题，可以着意发掘全局性史料的同时提升个案性史料的一般性、类型性价值。针对自身性史料发掘有限这一问题，他指出清真寺碑刻和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中蕴含大量的历史信息，也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尽可能地发掘和深入研读史料，杨教授还指出应改变和提升我们自身的研究视角，跳脱从中国单一少数民族史的角度研究回族史之限制，而将其放入整体性的中国史和全球史脉络中，研究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中包含的伊斯兰文化与儒、佛、道、基督教等多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多元文化互动内涵，考察元代以来长期存在于陆路和海上的文明沟通交流渠道，进而理解回族在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发掘回族历史在中国民族史、世界民族史研究中的强烈类型意义，推动中国回族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杨晓春教授在演讲 陈思宇/供图

以上三场讲座，对民族史理论、民族史视角、民族语言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叙述。通过三位专家的讲授，学员们对民族史的一些理论问题、民族史的书写与建构以及民族史研究的史料和视角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大家都争先恐后、踊跃发问，专家们也不吝赐教、耐心指导。

当晚的学术沙龙上，学员们围绕民族理论、民族语言等话题展开研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传授个人学习经验的同时，也积极向他人请教，现场气氛格外热烈。本次沙龙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温拓博士主持，姚大力教授、刘正寅研究员、杨晓春教授出席并参加了讨论。在此期间，姚大力教授对学员提出的各种疑问作出了细致解答。姚教授提醒学员，不要困囿于民族语文的学习，应重视汉文史料和民族语文献的对勘。同时，姚教授对各位学员之后的学术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建议，即从事史学研究要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姚大力教授高屋建瓴的指导，使学员们受益匪浅。

 

姚大力教授在学术沙龙上答疑解惑  陈思宇/供图

7月21日，第五届民族史青年学者研习营进入第二天。当日共有四场专家讲座（即讲座四至讲座七），上午、下午各两场。

第四场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喜饶尼玛教授主讲，题为《民国藏族史研究习得》，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研究员主持。整场讲座，喜饶尼玛教授针对自己过去的研究历程，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娓娓道来，为青年学者提供了指导性极强的讲座内容。首先，喜饶尼玛教授强调要对名称、概念话语体系和客观实际是否统一问题，即名实关系问题进行厘清。例如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西藏、康藏、川藏、青藏、藏边、川边、西康等概念。准确辨析、使用相关概念，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更好地认识和描述外部世界。之后，喜饶尼玛教授从关注国内外研究动态、关注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史源”四个方面入手，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给青年学者予以建议。喜饶尼玛教授提醒各位学员做学问必须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前沿，在民国藏族史研究领域要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动态，关注民国时期汉藏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他以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为例，展现了藏汉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指出初至内地面见国民政府官员的贡觉仲尼以他人代译的“棍却仲尼”作汉译名，随着在内地时间的增长，逐渐接受汉文化的贡觉仲尼意识到“棍却仲尼”这一名字“意欠庄雅”，因此他向蒙藏委员会提交了改名为“贡觉仲尼”的报告。认为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是不断延续的。喜饶尼玛教授认为西藏历史上不存在所谓两次“驱汉事件”，汉僧和汉商等群体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此外，他还结合伊莎贝拉游记、西藏派出留学生等事例指出要做研究学会以小见大，从微观角度入手，观察民国时期的藏族社会。讲座最后，喜饶尼玛教授还强调，材料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任何史料都有其局限性，盲目相信或以人废言皆非妥善之举，所以一定要对史源进行严谨的辨别和考证。

 

喜饶尼玛教授 陈思宇/供图

第五场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贾益编审主讲，题为“民族史叙述与民族形成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理论探讨”，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基于已发表的《1949年前的“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一文和在《民族研究》编辑部长期工作中的思考，贾益编审针对19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民族”定义与民族形成理论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史考察。为从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脉络中解释该问题，贾益编审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初，思想界讨论民族来源而非形成问题的特点，以及“共祖”和“同化”两大核心概念，反映出西来的“民族”定义与传统中国观念之结合。1920年代末，斯大林民族理论引介进入中国，“新生命派”代表人物萨孟武和陶希圣据此对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成理论。通过对李达、刘梦飞、吴清友、李维汉、杨松、范文澜等人著述的比较和研究，归纳出“氏族—种族—民族”和“多民族国家”两种理论取径，它们随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不断调整完善，密切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最终形成。此外，贾益编审还介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史著作——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特殊研究价值，反思了“民族”一词所指称的内涵及其对当代民族史撰写的启示，为学员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和范本。

 

贾益编审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六场讲座题为《“西南政策”与中国近代史的南方脉络》，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讲，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晓斌书记主持。整场讲座围绕“西南政策”展开，讲述了“西南政策”的渊源与提出及其三个方面的影响、与“北洋政策”的比较以及“西南政策”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和意义。对于“西南政策”的出现，以清末王闿运为代表的有志之士提出的西南边防策略和实践为蔡锷提供了思想基础；潘老师结合蔡锷早年留日经历关注到，他在留日期间已经提出了“西南实为中国抗战国防的生命线”的观点，指出蔡锷一直注意对西南的经营；革命党人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思想对云南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云南革命党人政治路径的选择。在“西南政策”的指导下，援川、援黔、援藏军队不断发挥重大作用，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西南政策”的建国第一功。在护国运动的历史背景下，蔡锷等多年谋划的滇川黔三省政治联盟的愿望和计划得以实现，这是“西南政策”的护国第二功。护法运动期间，南北的政治分立与军事对抗日益激烈，西南已上升到与北洋对立的地位，“西南政策”成了与“北洋政策”并立的旗帜，这是“西南政策”护法靖国的第三功。这三功体现了“西南政策”的国家主义面向。1913年，以蔡锷为首召开的滇黔川桂粤五省军事联合会议编纂的《五省边防计画草案》则体现了“西南政策”的现代边防建设面向，具有宏大的战略眼光。与此同时，始终以云南为中心、为基础的“西南政策”也有着被称为“大云南主义”的地方主义面向，受人诟病。综上所述，“西南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西南”命名的、联合各民族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的思想、纲领和政策，是中国从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换历程中国人立足西南，建立多民族的中华民国、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与整合、西南边防建设和国防整体战略的设想及其实践，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西南实践与边疆表达，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必然。

 

潘先林教授演讲 陈思宇/供图

第七场讲座，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正寅研究员作题为《多语种历史文献的跨学科思考——兼谈民族志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的报告，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伊始，刘正寅研究员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与研究文献的多语种性，引入中国历代各类文献中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边疆民族历史资料，包括汉文文献和语种多样的非汉语文献。他强调汉语文献十分重要，拥有全面、悠久而连续不断的有关边疆民族的历史记录；而非汉语文献资料是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他进一步解释研究文献的多语种性不仅表现在文献书写时采用的语言较多，汉文文献中对少数民族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的记述往往来自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译写，这也体现出多语种性。另外汉语本身也存在着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同时代、不同方言对非汉语文献的译音用字不相同，再次体现了文献多语种的特点。接下来，刘正寅研究员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历史文献进行了考察，强调了历史文献的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视角、汉文化视角阐释中国历史，多种民族语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民族志文献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意义。民族志文献较之于其他历史文献，有着主体性、文化性和整体性的特点，通过对多种不同语言文献的勘比研究，不仅可以解读出民族活动的客观事实，而且还能揭示出文献书写行为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造成的族际认知差异。最后，刘正寅研究员将多语种历史文献的跨学科思考总结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提出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加强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利用，不仅将拓展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将推动当代史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

 

刘正寅研究员 陈思宇/供图

以上四场讲座，既有对20世纪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的探讨，也有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的讨论。通过四位专家的讲授，学员们对民国时期的藏族史及相关概念、“西南政策”等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每场讲座结束后，学员们都争先恐后、踊跃提问，专家们也不吝赐教、耐心指导，会场内讨论的氛围热烈非常。

当晚的学术沙龙上，学员们围绕民族志文献、跨学科交流等话题展开研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传授个人学习经验的同时，也积极向他人请教，现场气氛格外热烈。本次沙龙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沈雪晨老师主持，刘正寅研究员出席并参加了讨论。在此期间，刘正寅研究员对学员提出的各种疑问作出了细致解答。刘正寅研究员提醒学员们一定要对历史文献进行跨学科的思考，从多层面、多领域收集材料，同时要正确看待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神话传说的史料价值，对这些文献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为中国民族史的发展提供新视角。刘正寅研究员的指导，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刘正寅研究员在学术沙龙上答疑解惑 陈思宇/供图

（撰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郭雪琪、杨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