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日，由云南省史学会、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期“西南学探索工作坊”在云南大学东陆校区顺利开幕，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为“无问南北—明清边疆基层社会演进与国家统合”。工作坊期间，共举行了三场围绕南北边疆社会研究的专家讲座。

专家讲座一：明清边疆基层社会如何组织起来—来自田野的观察

2023年9月2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作题为《明清边疆基层社会如何组织起来—来自田野的观察》的专题讲座。云南省史学会会长、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教授主持讲座。本次讲座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首先是解释“何谓组织”。其次以“华南的宗族”为例，阐述组织的形成与演化。再次是“在田野中的思考”。最后是关于“西南研究”的感想。

温春来教授进行讲座

首先是“何谓组织”部分。温春来教授通过举例的方式介绍了“类”和“身份标签”的内容及含义，指出作为有机体概念的“组织”与“类”“身份标签”之间不能混为一谈。在谈到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主体问题时，温春来教授以《货殖列传》中的商人为例，指出在传统史学书写中，著述者往往缺少“组织”的概念。他认为人是高度组织的，因此当组织概念出现后，历史书写随之发生了变化，组织与如何组织问题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社会组织以及历史学如何研究社会组织，温教授介绍了“华南的宗族”。温教授引述了科大卫教授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两本关于宗族的著作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关注的是其构成的规则（Rule)，而弗里德曼则致力于解释为何在某个时期华南的人群会援引这些规则来建构一个具体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教授认为弗里德曼是真正把宗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来研究，而科大卫、刘志伟两位教授的贡献则是紧扣明清户籍赋役制度的变化、沙田的开发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变化，把宗族这样一个组织置于历史情景中来揭示其如何产生与演变，科大卫教授还就此提出了“入住权”这一概念。温教授认为，如果没有结合深入的田野工作，仅凭文献考据，科大卫、刘志伟两位老师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接下来，温教授通过具体的案例，讲述他怎样在田野中观察基层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他举了三个田野考察的例子。在对康有为的家乡苏村进行田野考察时，他发现作为多姓村的苏村是几个宗族围绕一个天后庙组织起来的，而康氏家族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太平天国起事之后，康氏家族才抓住政府倡导办团练的机会获得了较高社会地位。考察贵州黎平县宰蒙村时，他发现该村由4个紧密相连的村构成，该村落姓氏复杂，没有明显的宗族，没有有凝聚力的神明信仰，贫富分化也不大，族群意识也不明显，也没有共同的活动。传统时期的宰蒙村并不构成一个组织，但宰蒙村下面的4个村则可以分别视为组织，该组织核心是食堂。在考察德化乡高洋村时，他指出高洋大款中的“款”是特殊时期的团练而非实际存在的组织。通过以上案例，温教授总结说研究一个地方社会是，要观察这个地方社会得以组织起来的枢纽，在福建与广东，这个枢纽是宗族与神明，但不一定全国所有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到任何地方都是找宗族找神庙，而是要找枢纽。最后是“西南的感想”部分，温教授是想谈一个大的社会组织是怎样形成的。他在该部分指出西南存在有君长和无君长两种不同国家传统，并从君长的领地、君长向“宗亲”因事征贡、宗亲控制自己的属民、“此绝彼继”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西南彝族君长国的性质。

讲座结束后，罗群教授对此进行总结。她高度概括了本次讲座的内容，指出华南研究的特色是将文献研读与田野调研相结合，而温春来教授此次讲座正将做田野的方法分享给了大家。在最后的提问与互动环节，温春来教授一一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专家讲座二：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国家整合

2023年9月5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作题为“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国家整合”的专题讲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主任潘先林教授主持讲座。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基本问题提出，其二是学术史回顾，其三为概念界定和研究框架。

温春来教授进行讲座

温春来教授首先介绍了该课题的基本问题：为何在西南地区，自然生态多样，民族构成极其复杂，内部差异千姿百态，但仍长期保持着对王朝国家的高度认同？温春来教授指出这种高度认同，体现西南地区许多人群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并认为自己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民国时期，当西南地区的一些非汉人群精英想突破“五族共和”的框架，要国家承认自身的民族身份时，也是建立在声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个部分的前提上的。但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长期对国家保持较高认同的地区，在历史上却存在着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中央王朝的制度、意识形态和西南社会自身传统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完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整合和观念、认同方面的凝聚。在学术史部分，温春来教授指出，西南民族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这正是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国家转型的现实关怀下，这一研究领域面临着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王朝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过去中国学者对民族史的研究成就巨大，但往往都从国家视角出发，对西南自身传统以及当地人群的能动性关注不够。西方学者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基于自身的学术与现实语境，凭借强大的社会科学，他们能够不断发掘新视角并抛出新问题，但过于受到自身语境的影响，而且有的研究其实是“新瓶装旧酒”，许多装的“酒”对中国学者而言是常识，如果对西方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还会发现一些“瓶”其实也不新。华南学者的研究重视国家制度的实际运作与地方社会的能动性，但尚未将西南不同地区比较、联系并整合起来。因此需要提炼出传统时期西南地区国家与民族的学术范畴。最后，温春来教授介绍了与本项研究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他指出本次讲座提到的西南研究将结合汉文文献、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田野调查，以云南、川滇黔交界地区、湘鄂川黔交界地区（武陵山区）、桂西四个地区为例，考察汉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性政权的制度、经济、社会、观念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揭示西南地区整合进王朝国家并形成“中华之民”意识的过程。

在提问互动环节，温春来教授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是材料，从材料入手才能做好历史学研究。对于少数民族歌谣材料的使用需要分清时间，其次可以通过歌谣去认识少数民族的世界观，并以此理解少数民族社会与中原社会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这些歌谣的使用者、听众与使用场景，这样才来发掘出这些不符合传统历史学者习惯的材料的重大价值。此外温春来教授还与同学们探讨了汉代怎样治理西南疆域以及如何通过材料了解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社会等问题。

专家讲座三：清代吐鲁番的多维权力空间

2023年9月3日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张莉教授作题为“清代吐鲁番的多维权力空间”的专题讲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田宓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本次讲谈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吐鲁番的地理环境与生态资源。第二部分为汉至清代各个王朝在西域地区的经略历程以及墓葬出土的文书情况。第三部分为本次讲谈的核心部分，即多重权力主体在空间的划分与博弈。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张莉教授进行讲座

张莉指出本次讲座强调权力的多维性，意在打破二维的、平面的研究视野，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去理解一个区域内部的权力空间。第一部分，张莉教授介绍了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区位特点。第二部分张莉教授重点梳理了蒙元以后吐鲁番地方势力的迭起，以此理解18世纪中期以前此地的政治文化传统，指出“地面”“头目”与“部众”是理解区域史的关键词。第三部分是讲座的核心部分，即清代吐鲁番郡王权力空间的建构与在建构的过程，以及与吐鲁番领队大臣、吐鲁番同知权力空间的交叠。从乾隆二十六年“属人原则”为基础的权力空间建构到乾隆四十四年“哈拉和卓界线”强调的权力空间区划，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传统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与机制。晚清吐鲁番档案所揭示的郡王所属草场的分布及其权益，则进一步说明清代吐鲁番权力空间不仅仅是“哈拉和卓界线”标识的二维，而是有另一个维度的嵌套和交叠。最后，张莉教授对这次讲谈做了总结，指出将“权力”与“空间”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众建而分其势”“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在新疆不同地域内部富含的独特内涵。

在提问与互动阶段，田宓副教授先是对本次讲谈的内容做了梳理，她指出张莉教授的地域性研究以整个大环境作背景来进行讨论，体现了非常可贵的整体关怀，此外，草场权力划分也反映出背后各方势力对土地赋役权力的争夺状况。本场讲座其他同学也与张莉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最后，潘先林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此次的讲谈与本期“西南学探索工作坊”的会议内容联系密切。“郡王”与“土司”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但其背后的中央王权与边疆势力的博弈与牵制都是相通的。这背后的相似性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性的关照下去看中国的边疆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