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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比较:对《逃避统治的艺术》的释读——历史与档案学院“汀蘭”第六期读书会

发布日期:2019年11月19日 11:46 点击数: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引言

2019年11月18日19:00,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汀蘭”读书会第六期阅读分享会在东陆校区映秋院208会议室开展。本期分享的书目是美国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

首先,本期主讲人——2017级民族史专业的史冏策同学从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出发,认为斯科特在学术上受福柯“治理术”的影响。接着就《逃避统治的的艺术》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对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赞米亚地区人口为何逃离、山民如何抵抗国家的扩张等问题的阐述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文明上山”的问题。史冏策同学认为,斯科特在书中对山地文化历史共通性的研究持否定态度,因此,在斯科特看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式的、整体的、空间广阔的研究架构,并不能构成参考。同时,史冏策提出,斯科特在塑造赞米亚这个社会形态概念上,似乎选择性地遗漏了在赞米亚地区少数民族之间通婚联姻形成的政治联盟以及由矿产资源等形成的交流型的贸易结构,不可谓不遗憾。最后,史冏策对斯科特《逃避统治的的艺术》与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做了横向对比,认为《被统治的艺术》与《逃避统治的的艺术》不同,《逃避统治的的艺术》强调的是“二元对立”,而《被统治的艺术》更多地是在强调人民在服从与反抗之间的弹性调试。

随后,参加读书会的同学逐一就《逃避通治的艺术》一书展开了讨论。

2019级民族史专业的常璐同学认为,作者借助东南亚的山地历史建构了一个通过逃避以实现自我治理的无国家空间,且这种逃避是主动而非被迫的,颠覆了之前学界对于统治和逃离的传统观念。并且还认为,书中提到的赞米亚的建构也是要具备条件的,比如一定的地理条件以及对于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活动的一系列重新建构等。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结论也是吻合的。最后还提出了关于赞米亚的建构和藏彝走廊的建构的一些个人观点。

2019级民族史专业的张体红同学认为,自国家诞生以来的文明历史上,国家和建立国家的民族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和基本单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2019级图书情报专业的王宇灵同学认为,赞米亚高地人群为了逃避国家的统治与中国《水浒传》中记载有点相似。同时,王宇灵同学从现代国家整体概念分析认为,良好的交通线意味着更强大的政治统治,空间距离的缩短和对资源的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原先的山地居民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内。

2017级档案学专业的李爱华同学认为,“文明”与“野蛮”是一种双生关系,二者是互相定义的。“野蛮人”是被创造出来的,文明意味着被国家统治的臣民,那么那些游离于统治的人就被称为“野蛮人”。所谓的“野蛮人”其实是基于国家统治能力而进行的一种社会建构,是国家作用的结果,这种建构刻意夸大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文化距离,同时也塑造了一个由“野蛮人”构成的共同体。

2018级民族史专业的李俊同学认为,此书是关于社会政治秩序的思考,一部分民众选择从谷地迁移到山地,则需要考虑其中主动或是被动的因素。她由此联想到古滇国的消失是否也是从谷地文明到山地文明的被动过渡。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新视角。例如,作者在书中对口述文化和书写传统的优势进行比较,能让我们反思一些既定认知,对口述史中观点的可信度问题产生新的思考。

2018级民族史专业的杨泽宇同学对书中斯科特主张把山地民族看作是逃避者、逃亡者或被放逐者的观点,存在疑惑,并引用年鉴学派学者费迪南·布罗代尔所谓“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进行辩驳。他觉得,虽然山地和谷地空间上的双重比较,视野新颖、方法独特;但是,对于把传统社会形态中的农业结构选择,过分集中在政治考量与是否接受国家统治层面上,以证明山地民族是为逃避谷地国家“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等压迫项目的逻辑,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更应该从经济、文化的历史合力中寻找答案。

2017级民族史专业的龙佳认为,赞米亚区域的划分可以从地形、地势的角度来理解。同时,龙佳同学从哈尼族或者阿卡的理解角度来看待山地民族逃避中原王朝的问题,她认为逃避中原王朝的徭役赋税是其不断迁徙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除此之外还受到自然灾害、族群资源竞争、传统价值观念等影响。

本次读书会通过对《逃避统治的的艺术》一书的研读与讨论,开阔了大家的研究视阈并激发了学术想象,为大家重新思考国家、族群、边缘提供了具有想象力和冲击力的解释。同时,通过对分布在赞米亚地区人类群体文化的讨论与研究, 也为我们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生存困境寻找一些新的可能。

 

(历史与档案学院“汀蘭”读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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